大约一年后，我供职的学校得到一个北大进修的名额，我经过努力，得到了这个名额。 在北大，我住在47楼3034室，一天正午，我正在午睡，忽然响起了敲门声，是谁？我！一开门，竟是马西。我虽然睡眼惺忪，心里不太痛快，但还是不能明显流露，尤其是我又看到了上次见过的那个广东女人。我第一瞬间的印象是：他们之间莫非玩出了真感情？
我张罗着给他们泡茶，找吃的。然后，就带他们去找房间。当然不能像夫妻那样开，只能开那个女人的名字。但开谁的名字都不重要，反正，结果是一样的，她付款，他方便。
晚上，我带他们出西门，到一个小馆子吃涮羊肉。吃完之后，神清气爽，有点陶醉的感觉，脚下有劲地回学校，把他们送回了旅馆，可等那女人安顿了之后，马西就和我一起往我的宿舍走，我批评他，第一天到新地方，怎么就把人撂下了？他嗫嗫嚅嚅，吞吞吐吐，但终于还很哥们地透露了隐情，那隐情着实让我面孔发烫，他说的是：她来月经了。
我想向他套一点男女交往之道。他秘而不宣，末了说，你真以为我准备和她怎么怎么样？我不过是和她玩玩。她有钱没处花，我正好有时间，这样谁都不吃亏。这个回答在我心底激起了十分复杂的感觉。总的说来，令我无法认同，也许我是局外人的缘故？
应该说，在我看来，这是一种不太光彩的活法，但我就近看我的昨日同事所为，的确没有多少下流的感觉。我想，他们的关系，与今天的伴游倒有些类似，还谈不上包小白脸。当时我已是一名穿制服的人，但由于思想修养还不够高，对这种事情还不能够上升到法律和道德的高度来理解。我对他们的做法保持着自己的距离。他能做，但别指望我会表示赞同。当然，我也犯不着去教训他们。
第二天，去西山，我发现我的朋友他体质虚弱之极，而那个女人却力壮如牛，因为我掌握了她的小秘密对她的强健就有些不解，我想：要是平常，还不定是多么虎虎有生气呢。这让我敬佩，又夹带着一点心惊。那个女人的体内蕴蓄着极大的能量。她性格单纯，一路上有说有笑，面对自然，表现出毫不造作的天真与质朴。在大自然和她的兴高采烈的感染下，我稍稍原谅了她对我的朋友的勾引——如果的确是她勾引了我的朋友的话。
离开北京的头天晚上，在校园里的餐厅，我的朋友请客，算是答谢。吃了100多元，那时候，这不是个小数字。当然是他的女朋友买单。
也许，我的朋友真的与成熟的女人有缘，而与青春年少者绝缘？
一年后，我再见到他，他正在经受着双重的挫折，研究生考试，外语只考了30分，这是对他理想目标的一个沉重打击，这说明了他的差距有多么的大。另一件事就是，他终于对自己看管的金库动了心思。但他狠追的一个女生，竟然对他毫不来电，让他觉得十分失败，很没地方摆自己的面子。而那个女生似乎比他更加老练，见到他还照样大大方方，更让他有如万箭穿心。眼看着她就要毕业，他真是一筹莫展。我刺他，你这是活该。你肯定是走漏了自己的风声了。他说怎么会，我说，怎么不会，学校这么小，你带个大女人来，人家会不起疑心？你也别太小看女学生了，她们虽然是白纸一张，可她们并不蠢啊。以后，自己检点一点，不要那么骚。他嘴上还要硬：你才他妈骚。我连忙说：我骚我骚，你不骚。
我的这位朋友终于放弃了研究生梦，这是在第二次考试失败之后，他终于死了心。他又开始打调动的主意了。全学校都知道了他的打算。我们一起到卫校工作的同事中不乏和我保持联系的人，他们来看我，总不忘说到马西，把他当个有趣的话题来谈论。调动的风放了好几年，他的调动毫无起色。据说，领导见到他，总要关心地问一问：调动单位落实得怎么样了？多想想办法。大家都分不清调动这件事的虚实真假了。
就在他苦恼之际，他命运的转机到了。
暑假过后，我应邀去卫生学校。到了那里，他大力招待，当然那也不过就是食堂里打的大锅菜，用饭盆打到宿舍，再拎两瓶啤酒而已。他说起了自己最近的心事。
学校分来了一个研究生，是学理工的。北方人。就住在后面的楼上。透过我原来的宿舍的后窗可以看见那座楼过道的所有景色，那是女生楼，有几间是女员工的。就是从那过道，马西发现了自己的目标。这时目标刚好又出现了，他让我看那人怎么样，我顺着指点看过去，正有一个女孩在往阳光里挂胸罩。虽然是夏天，她仍然穿着红色的牛仔裤。马西充满爱怜地称她为“小红裤”。她腿不太长，胸脯却很高，另一个同事说，大家都叫她“浦志高”——“脯子高”的意思。马西平时对笑话从不置身事外，可这回他却有点烦。我明白他的心思。
那天是周末，我就准备迟些回单位，反正回去也没什么事情，我的老婆回老家生孩子去了——当然，我的老婆不是我的同学，而是别人给介绍的本市人。晚上，马西终于说出了请我来的真实目的。因为他觉得我做事比较稳当，也能增加自己的可信度，就让我陪他出面，去对面的楼上走一趟。我当然也没有推辞的理由。
我们去了，那是小红裤分配到这所学校来的第八天，我心里忽然冒出一句，这个不谙世事的姑娘此次大概在劫难逃了。
在此我不得不交代一下这所学校的传统，这是从我们之前传下来的，每年分来新的同事，特别是女同事，没有一个会受到冷落，当然这是民间的好传统，学校的政工干部是不知道的，具体说就是：每有新人来，“老人”首先要给他们上第一课，进行一点护官符式的教育。使他们了解学校的特点，顺便也知道它的不足与腐败。这样，他们接受的第一个正规的教育是来自同事而不是领导。好处是他们刚进校门就打了预防针，要改变他们的这第一印象，校方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，甚至，无论再花多少时间与精力，也无法改变了。因为，事情的确如“老人”所说，而且，往往事实只会比说的更坏。
中午，我们就在红裤那里蹭了饭，马西用电炉下的面条。吃完之后，他还没有离开的意思，我看着自己明显显得多余了，基本插不上话，就起身告辞，他也不怎么挽留。
我的朋友他的调动老是没有什么进展。可爱情却进展神速。
大概也就是两三个月后吧，我的朋友就让我帮忙找家医院，说他的那位怀上了。我他妈的可找了个好活！你是卫生圈里的人，还找我人民警察来帮这个忙，又不是被强奸。他破口大骂：你他妈的，不帮忙，还说风凉话。说着就挂断了电话。
我知道他心里烦。赶忙找了认识的派出所的大姐，总算落实了一家街道医院。
我给他打电话过去，敲定了时间。
他准备和那个为他流产的女孩结婚了。但那时候，他什么也没有，要钱没钱，要事业没事业，他对未来向来是期望很高的，尽管他还从来没有过能让人产生期望的理由。但他也从来不是个低智商之辈。
他在琢磨着立业的事情。
从哪里寻找突破口？这着实让他费了不少的神。他脑袋毕竟活络，他从自己有限的阅读中，知道许多文学的研究者喜欢贴标签，提口号。军旅文学、石油文学、公安文学、法制文学、铁路文学、煤炭文学等等，他灵机一动，就想起了个“卫生文学”的新名词，经过一些时间的思考，他炮制了一篇“卫生文学”论纲，初步搭起了研究的框架。真是不怕做不到，就怕想不到，点子比金子宝贵。他自从灵机一动，想到了这么一个很有生长潜力的点子之后，他就开始思路明确起来，大胆地把凡是和卫生有关的文学作品都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，比如文革时期的《春苗》，谌容的《人到中年》，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作品。在是否要将鲁迅的《药》和路遥的《人生》放进去的问题上，他犹豫不决。前者讲到了“药”，后者涉及到漂白粉使用的内容，说与卫生有关，是绝对说得通的。但他也有担心，如果把这么一点牢什子内容的意义无限地夸大，是否会暴露出自己研究的弱点？思虑再三，他还是放弃了，就这么一转念，“卫生文学”就少了两篇重要的经典的作品。
我毫不客气地警告他，什么鸟“卫生文学”，你这简直是在发疯，玷污文学。你趁早打消这个愚蠢的念头，做点别的吧。
可他一意孤行。没准，他还在心里为自己的发现而沾沾自喜呢，抑或觉得我有酸葡萄情结？我如果再多说，就真的显得自己太不成人之美了。
他的论纲竟然发表了出来，在一张本省卫生行业有点影响的工作通讯类刊物上。自此以后，他就成了那类报刊的撰稿人，不时能收到一两张汇款单，有这点汇款和没有这点汇款，在当时是很不一样的。
我清楚地记得，他第一次接到用稿通知的那天，抑制不住兴奋地给我打电话，说，我他妈的要成名了。
我当时的确感到意外。但既然他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，我也就不想再给他泼冷水了。反正，经过艰苦摸索找到的道路，你三两句话也甭想让他放弃。再说，他搞他的“卫生文学”，虽然对我一点好处没有，可也找不到一点坏处啊！
大概也就是半年后吧，一家文学刊物上发了一个多事者的文章，对标签化、行业化的文学研究进行批评，文中罗列了许多反面材料，其中就点到了马西别出心裁的“研究”成果，大加嘲讽。
一开始，我的朋友他高兴异常，觉得自己被名人点了名，有望进入文学史了。但不久，他就觉得自己的研究难以为继，营养不良，活不下去了，自己觉得无趣，也就自动作罢了。“卫生文学”的阵营少了一员理论先锋。
他在我面前开始感叹做名人的难，高处不胜寒的空虚，抱怨成名的滋味不好受。写卫生文学的作家们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寄来，简直令人不堪其扰。有一个湖北的女作家，请他写评论，还许诺过两个月来南京看望他，虽然他有一阵子魂不守舍，但他却说，这些写东西的，真是让人烦。我说他：这都是名气惹的祸，成名就要付出代价的嘛。但话说回来，你对着我等想出名而无门径的人摆阔，也太残忍一点了吧。他并不辩白。
享受了成功快乐的马西，又想着回广东了。
从实际的角度考虑，凭着现在在圈子里的名气，回去联系工作，资本比起前两年，应该是大大增加了。于是，他准备了一批资料，寄到广州的各个单位，可都如石沉大海。他稍稍调整策略，试着向市级发信，终于等来了回音。那依然是一所卫生学校。他竟然兴高采烈。我感到，我的这个朋友已经把调动当作了自己的生活目的了。
他成功地动员了自己的未婚妻，她尽管对那个偏远的山区市毫不了解，但南方的诱惑，以及对一个男人的依赖，还是使她为自己的未来做了毅然的选择。
他即将离开的前夕，我到卫校去。那天晚上，他牵头开了场小型的舞会，地点就在文化教研室。应邀的都是在我离开之后新分配来的男女同事。
我第一次集中地瞻仰新来的姑娘们，我觉得她们真是各有各的好。
歇息的时候，我与马西坐在一边，悄声地表示了赞叹。我说，这批女孩子真是迷人。
他在音乐声中竟然表示出极大的轻蔑。
他说：哼，迷人！你是被他们的假象给迷惑了。你别看他们一个个骄傲得像小公鸡，其实，她们全都是没波——胸脯全都是假的。
我说兄弟你别打击面太大。因为那几个女孩子中的确有我所欣赏的。你怎么知道人家是真是假，你都测量过？
他矜持地满有把握地说：我早就知道了。
你有X光透视仪？
我看得比X光清楚多了。
他顿了顿，延长着我的等待时间。跳舞的时候，从她们衣领口看的，清清楚楚。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证据。
我嘴里的水差点喷出来。
这个鸟人，真是有心啊。我又想，这不奇怪，个头高的人就是有优势。登高望远，就是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他的才智真是无处不在。
这是我的朋友离开这座城市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印象。
他到了广东，他生了儿子。他不知道还干了些什么事情。
两年之后，我变换了工作，应聘到一家出版社主办的商业性杂志当编辑。我按他调动后来信告我的电话号码，准备以约稿为名，和他叙叙旧。
接电话的是一女子，他盘问我找谁，我说找马西，她又很警惕地问我是哪里，我说我是南京，是马西的老同事。她严肃地告诉我，以后不要再打这个电话了。
为什么？
他被开除了。
那我找他的爱人。我知道她和他同在一个单位，我报了小红裤的名字。
他的爱人？辞职了。对了，他们也离婚了。
电话中传来了忙音。
我想，我这辈子大概是再也找不到他的踪影了。
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失落感。我感到，我惋惜的不仅是这个寂寞的朋友，我最沉痛的，是我的青春时代真是结束了。朋友们老的老，走的走，昨天的踪迹已经接不起来了。
2000年的夏天，南京凤凰台饭店的二楼餐厅，我正陪一位从德国来的华人作家红红吃饭。就在我举起酒杯祝酒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临窗的座位上有一个女士在看着我的方向，我觉得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她的表情中有微微的笑意，她是谁？
巧的是，我们几乎同时结束用餐。在往外走的时候，那个中年女士冲我笑了一笑，是训练有素的笑容。这笑说明，这个女士的生活是达到中产了。
“你好，我是张菲，不记得了吧？”
张菲，奥，张菲。
你好你好。我朝她伸出了手。
我向她介绍了我身边的红红，我说，这是著名德籍华人作家红红，是畅销书《柏林之恋》的作者。
我注意到，她根本就没有给我介绍她身边的英俊小生的意思。那个小生一下子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马西。
当然，鉴于当时的现场气氛，我们根本不能交谈更多。我们互换了名片，就告别了。
我的情绪变得恍惚，因为，我看到了我的昨天，那些流逝了的时光。我想起了我的那个叫马西的朋友，我知道，这有点不和时宜。我想到，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就是刚才的那个女人，把我的朋友调教成了一个沦落的人。
我当然不会再与张菲有任何的联系。我只是想念我的老朋友马西。
想念使我变得失去了理性的判断。我只要找到他，我昨天的朋友。
看到这篇文字的朋友们，你们要是见到一个叫马西的人，就请来个信告诉我。他一米七八的个，牙齿不太好，门牙发黑，喜欢和女人交往，喜欢说起研究“卫生文学”时的事。你要是见到他，就请转告，说南京有个朋友在怀念他。联系电话：025—3241977。找凌叔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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